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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扬:在地的他者

来源:《室内设计师》时间:2013年12月24日
[提要]我希望是专业和非专业两种状态并存而不断的相互刺激,希望不断回到出发点,想为什么要这样做,想清楚要什么。我希望我是一位建筑师,也是一个普通人。

      

        1969年         出生于台湾台东

       1988年~1992年  美国加州大学文学士(都市研究)

       1993年~1997年  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硕士

       1992年~1993年 Kennedy Violich Architecture

       1997年  Leers Weinzepfel Architects

       1998年~2000年  SOM 

       2001年~2006年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

       2007年~2008年  深圳-香港建筑\城市双城双年展协同策展人

       2010年 成都双年展联合策展人

       2006年至今     刘宇扬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迁徙中成长

       能否描述下您大学之前的成长环境与经历?

       我在台东出生,台湾最东部的一个小城市。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每隔两三年就会调到不同的地方,大城和小镇都待过,在台中待的时间最长,有6年。当时的台中有大概70万人口,没有什么高层建筑,街道尺度都非常人性化,既有地方乡镇的亲切感,又有城市化带来的足够的方便性。1984年,我15岁时离开台湾后先到新加坡呆了半年。新加坡不像台湾那样有城乡变化的过渡空间,但有很多漂亮高耸的高层建筑,同时也保留了一些老城区,华洋杂处,觉得很亲切。之后到美国西岸的洛杉矶又呆了半年,那边完全是市郊空间。最后定居在旧金山边上的小城市,开始有机会到旧金山市区,又重新找到城市的感觉。

       当时的我懵懵懂懂,就像一块海绵,到了哪里都不断吸收。18岁之前没有什么选择,只能跟着父母的决定不断迁徙,不断去面临新的人、事、物,这对小孩来讲是很大的挑战跟压力。有这些经历之后,面对很多事,我都会先接触后才形成我的判断,而不会先入为主的下定论。迁徙经历让我对很多事有更开放的态度。

       从都市研究到建筑

       您本来在加州大学学医科,后来为什么会想转学都市研究?

       这可能是对自己开始比较了解后的一个自然转变。美国教育非常推崇通识教育,正因为上了通识课程,发现我的兴趣更偏向社会人文方面;我在校园里第一次接触到1960~70年代的美国现代主义建筑,特别喜欢这些硬朗而不矫揉的野兽派混凝土建筑,同时也经常去位于学校对面的沙克研究中心、后来又跟家里人到日本、泰国等地参访了一些传统寺庙空间,就觉得建筑特别有意思,开始想多了解一点建筑,并找一个与内心更接近的专业作为将来要走的路,所以就转系到当时学校里跟建筑最接近的都市研究,虽然这个专业更多是从政策、社会学入手。

       1992年我本科毕业后先到了波士顿,想留下来,就直接找了哈佛大学一位教授的事务所实习。工作室就夫妻俩,一边教书一边实践,我是唯一的雇员。当时的项目是一个临时观赏台,用来放置在波士顿“大开挖”工程中发现的一些历史遗迹。我每天的工作是一早先到现场跟工人一起施工,然后下午回事务所改图,完成模型。这半年实习,两位教授对材料、建造的理解和事务所状态都对我有一定影响。他们用工业化产品作基本元素,设计出非常规的建筑类型与功能;他们的事务所即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学术性,但又不是纸上谈兵。半年后,我如愿申请到了哈佛大学的建筑系。

       您在哈佛的学习经历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本科非建筑专业,所以在哈佛念的是三年半的研究生,从基础设计到毕业论文,是很完整的哈佛建筑教育。在哈佛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负责第一学期基础教学的Jim Williamson教授,他作为海杜克的弟子,从一开始就让学生突破对建筑的既有认识,比如当时的一个快题——通过从一本书里选一篇跟气味有关的故事构建出一个空间,希望学生在看设计时能独立思考问题,而不是安于现状、或随意的套一种模式。

       还有我研三的老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他们是实践型建筑师,绝口不谈理论,那一年他们直接拿当时正在做的多明莱斯葡萄酒厂做设计题目。我们发现他们的意见很少矛盾过,但谈的层面又截然不同,赫尔佐格会讲一些虚无的感觉,不太注重看平面或具体构造;德梅隆就不谈任何形而上,就看详图、构造等。他们有非常好的默契,对设计看法一致。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我为了呼应附近山势,做了点旋转的形态,德梅隆每次过来都问“你觉得有必要做这个旋转吗?”他会去质问你,让你自己思考。到最后我发现旋转真的可以拿掉,不用建筑形式而可以用人的视点、动线去呼应环境。

       数年后因为跟嘉诚基金会在汕头大学合作的一个项目,我带着他们第一次的中国行,从北京、上海到汕头。那时正好是北京奥运项目竞赛的筹备阶段,他们透过李嘉诚基金会的负责人联系到北京奥委会负责建设的部门,也很快地跟中国院形成合作关系,最后中标鸟巢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他们作为已成名的大师,虽然是第一次到中国、到北京,但心里已经很清楚要什么,由于汕头项目来中国,但目的在于奥运会主场馆。

       在哈佛大学,您还作为研究小组成员之一,跟着库哈斯完成了中国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研究,这段经历是什么样的呢?

       当时的库哈斯已经看准要做珠三角研究,全年毕业班四、五十个人全去面试想跟他做毕业论文,他选了包括我在内的八位同学。他选人的方式很有意思,不是问我做什么,而是问我家里是做什么的,我说我爸是记者,之后从政。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设想的几个研究主题中就包括了政治和政策方面的,而我的中文能力也是考虑原因之一。在珠三角研究中,库哈斯非常注重田野调查、资料收集以及跟社会学的关系,他的荷兰背景让他自然而然地在研究城市和建筑时采取更扩散性的研究方法。

       1995年冬天我们一行人到了珠三角,在深圳认识了马清运和他的助教祝晓峰,并一起在珠三角为期几周绕了一大圈。我们跟规划局、建筑师、开发商碰面,用各种方法收集资料。但库哈斯的出发点不在于比当地人对当地情况了解更多,而是希望真正去设想像深圳这样新的城市“生产”模式如何影响城市、建筑的发展?他要让西方知道传统城市不是唯一的模式;同时,他希望在理论上能推进建筑学和城市学,提出一些新的定义。

       1997年我们的研究论文完成之后,库哈斯把调研成果带到了德国卡塞尔文件展,我们也帮忙做一些布展工作,开始意识到建筑的影响力除了建筑物本身,调研、展览、写书等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力。2001年《大跃进》正式出版,我的哈佛生涯也暂时告一段落。

       您对库哈斯个人有什么样的印象?

       因为对一件事的兴趣和好奇心,他的专注度跟投入是不可想象的。他也是个非常有纪律性的人,不管到哪里,一定每天早上游泳,游完泳就把一些事想好了,就跟我们讲,精力比我们还旺盛。我做他学生时,他名气已经基本达到顶峰,也不会想到他后来还会有这么一大段上升空间。最重要的还是他思考的尖锐性和观察的敏锐度,看任何事情都不会只看到表面,有独立或批判性思考,这是我感受比较深也希望自己在实践过程中能保留的一块。

       库哈斯在《疯狂的纽约》等书中提到对都市与建筑的看法,您也到过很多地方,您对都市、生活、建筑的关系有何看法?

       1970年代的美国主要讨论低密度化,但他说曼哈顿之所以成为艺术、文化、经济的重镇正来自所谓“负面”的东西——高密度、交通堵塞、使用功能的改变及不确定性等。他说高层建筑是第一次能将实际生活的多种需求密度化成一种城市关系,从而改变整个社会。但他又不拘泥于这一点,后来他开始关注亚洲城市,在东京他看到的是城市空间如何被时间所分隔,在珠三角他看到了一片超大型的城市区域而不是一座城市,他的城市理念来自与曼哈顿,又跳出了曼哈顿。

       我关注的是下一代的城市,不论是老城区或是新城,都将有所变化。如果以珠三角和上海为例,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城乡模糊的状态,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只有对它有所了解,才有可能做出一些改善。学术界和政府层面已开始更多地关注社区参与和公平性,我觉得整个社会在往这个方向走,我个人的切入点可能在于微观城市,在一些更细致的层面上产生积极变化和效益。

       从纽约到上海

       您哈佛大学毕业之后的工作经历是什么样的呢?

       当时选择了纽约的SOM,我看中的是它的历史跟专业性,它是现代主义从欧洲传入美国时发展起来的商业事务所,现代主义刚开始在欧洲相对精英化,但传到不那么精英化的美国社会后,随着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现代主义变得更普遍化,以SOM为代表的很多事务所都信奉现代主义建筑,我对这个过程很感兴趣,我觉得建筑不仅为少数人服务,还能为社会产生更大效益。我就想看它怎么操作,哪怕它的辉煌时期已经过了。

       在SOM任职期间,我被分配到位于曼哈顿的一个投资银行总部超高层项目,从上班第一天到离职,把这个为期三年的项目从头到尾跟了下来,具体负责了不同部位的设计,当中自己一些独立想法也得到了认可和实施。到了工程后期,我希望能有机会探索自己的建筑观,回归到建筑学更本质的方面,就离开纽约到了香港,开始了我的任教和个人实践。2006年之后因为想把更多精力放在实践上,便选择来上海成立个人事务所。

       您去过那么多城市,为什么选择在上海成立事务所?

       因为我20岁之后都住在大城市,所以还是想以大城市为主要选择;我成长的城市都是有不同尺度、有点杂乱但又很生机蓬勃的空间模式,上海好像也是这样——大城市、足够国际化、又有很多本土的东西,而长三角周边的城市和文化也很丰富,人的个性都比较平和,就选择落户上海了。

       事务所的定位及现况如何?

       我不追求做大尺度或高端项目,而是要对建筑实践有探索意义、并能够保证质量的项目。我们不按常规模式去生产大量的建筑,但也不只做量身定制的精品,而是希望做出符合我们内心价值观的建筑。前提是在文化、美学上有追求,在设计上有挑战性。事务所虽然规模不大但要很精专,要有爆发力,每一次的设计都有一些惊喜,追求一种完成度吧。我的业主对建筑师非常的尊重,对空间有一定好奇心,这样他就会需要一定的差异化设计。我们有些项目会来自私人业主,他们有了经济实力和一定品味后,会逐渐有生活及文化上的追求,就必须有建筑师帮他完成理想。

       有哪些项目对您意义较大或印象比较深?

       我做过的项目重复性相对少,也会去尝试一些多数人不太做的项目类型或手法。2000年到了香港后我跟一位同学合作设计东莞的一个住宅项目。这个项目的地上三层是商业裙房,裙房上面有十多栋塔楼,基地介于一堆矮房子和主路之间。当时我们提出一个观点,希望一层的商业裙房不要完全隔断这些矮房子聚落跟道路之间的联系,而能做一些通道贯穿商业裙房,并在通道开口处进入商场。当时的配合设计院提出反对,说商场从没有这种做法,但业主听完汇报后却同意了我们的方案。图纸完成后一直没通知动工,直到2004年有一次机会经过东莞,我就想再看看那块地,发现居然盖起来了,方案提出的通道居然也都做了,而且真的很好用,人气很旺。我就觉得作为建筑师,首先要有自己的观察和认识,并花时间去想,然后提出自己所相信的意见,提出了才有机会成为现实,如果不提,就连机会都没有。到了2005年,我参与深圳双年展研究城中村时,才了解到这些矮房子就是城中村,当时的业主其实是那个村的村长,由于中国城乡土地二元化政策、开发用地是村集体拥有,这时我才把当时方案跟背后的决策过程联系起来。作为村长,他当然乐于见到村与城市的关系不被新的建筑断开,而作为项目业主,他对我们方案的接受也绝非出于偶然。建筑往往呈现出一种表象,不深刻挖掘不会理解背后的原因。

       这个项目设计完后,我的一位实业家朋友在东莞有一家玩具工厂,请我帮他设计一些工人打卡亭,我用了一些便宜的工业材料,并在平面布局上帮他重新梳理了人流动线,建成后效果很好,一两个管理员就可以把工厂上千个员工的进出理得很顺。之后他们就请我设计一栋5层楼的厂房。项目过程中,经历了层数和面积调整、现场测绘误差、跟设计院的磨合、与业主沟通、造价控制、换工程队,还有因为自己经验不足犯的错、坚持一些想法最后得以落实。在这期间,我在香港认识了后来上海当代艺术馆(MOCA)的龚明光馆长,他邀请我来上海考察他在人民公园的项目。龚先生的本业是珠宝,原来想把这个地方改建为珠宝展览馆,但过程中,负责珠宝设计的合伙人决定不来上海。当时改建设计方案已经差不多做完,功能要重新设想,多方面考虑之后,决定改为当代艺术馆。艺术展馆跟珠宝展馆最大的不同在于观赏尺度和距离,珠宝需要人走到很近去看,不会有太多环境光,展示品不会动,流线也比较固定;而当代艺术的参观流线则是开放的多重流线,展品尺度差异非常大,空间和灯光需要有更灵活的设计。这期间除了经历了功能的改变,也换过三次施工团队。完成之后的MOCA成为上海很重要的艺术文化阵地,除了展览外,他们的教育工作也做得很好,经常办一些儿童教育活动。项目的成功不是房子建成就结束,对建筑师而言,一个理念能通过运营管理贯彻下去也很重要的。建筑的生命来自于使用者给予它的生命。MOCA建成是2005年底,东莞厂房建成是2006年,所以2003年~2006年是同时在做这两个项目,也应该算是我同时完成的两个处女作吧。我想建筑师需要面临的很多问题可能都在这两个项目给遇上了,这对我后来的实践是一段非常难得的磨练。

       2006年当我决定搬到上海时,东莞玩具厂的业主又请我做设计了一座仓库,规模大约一万多平米、1层的钢结构和镀锌钢板表皮,完成的效果觉得很挺很干净。它的构造体系和材料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筑的呈现效果。我离开中大的教职后,决定将精力完全放在事务所上,但在上海基本从零开始,因此这个项目对事务所初期的经营很重要。从2003年~2008年,我除了负责了这位业主的工厂项目,同时也完成了他在香港的居所、他儿子和女儿的居所、以及他香港办公室的室内设计。大至厂房、小至一扇门,他给了我许多机会,是我早期实践中最重要的业主之一。我透过这些带有一定随机性的经历,形成了个人的实践体会。

       从设计到其他

       您觉得您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建筑师?

       学建筑前,我是用非专业眼光欣赏建筑和城市。后来念建筑、教学、实践等经历让我变得专业,但如果只从专业角度看建筑也会产生盲点。建筑里有专业回答不了的精神层面,如果因专业而忘了以普通人视角看事情的能力,是比较可惜的。我希望是专业和非专业两种状态并存而不断的相互刺激,希望不断回到出发点,想为什么要这样做,想清楚要什么。我希望我是一位建筑师,也是一个普通人。

       我曾经不断地迁徙,从台湾到美国又到香港,这些迁徙和受教育的过程让我吸取到很多养分,并已经慢慢开始内化,形成了现在的我、我的价值观和多元的文化背景,我特别向往一种混合多元的状态。我们处于全球化的时代,但我又很认同本土化,我希望找到一种全球化跟本土化并存的模式。全球化可以是成熟和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比如工业化生产,但过程中要做出适应本土的调整,我不喜欢把任何本土个性抹杀的全球化。而“本土”也可以是属于这个地方,却有本质不同的“在地的他者”。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建筑,不做标签化的设计,让每个项目有所变化,能保有项目自身的东西,也植入建筑师的想法,多年之后再回顾,又可以看出内在一些不变的线索。

       除了设计,您还介入展览、出版、研究等领域,这些身份跟建筑师身份有何不同?

       在建筑这个体系下,建筑师的工作不仅是生产一栋栋的房子,也要生产关于建筑、城市的思想和影响力,而正是展览和研究让我们有整理更新想法及反思的机会。往往通过策展,我们邀请的这些建筑师的作品让我得到很多启发,保持了我的一些新鲜感。所以做这些事不但不会分散我对建筑的关注,反倒更强化了。

       您在美国念书,在香港有过建筑教职,现在又在上海实践,您觉得这些地方的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才有何不同?

       我觉得亚洲建筑师还是有他独特的问题要解决的,亚洲城市一方面不像欧美系统那么成熟,但一方面又有足够的密度和城市问题,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一味追求欧美模式或风格,而在于能否从所处文化和城市语境中找出自身的建筑实践之路,我觉得建筑学教育也是一样的。

       除了大学老师,在您实践过程中对您影响比较多的还有哪些人?

       在实践过程中遇到很多人都对我的建筑思考有所影响。1996年深圳认识了马清运,我看他从还没成名到后来中国最重要的当代建筑师之一,发挥了他的个人能力跟影响力,形成完全不一样的实践状态。我觉得他更像一名开荒者,他回来中国时,没几个业主知道什么是独立事务所,他给很多地方政府启了蒙。我从他身上学到,建筑师有了信念后,就应该主动去发挥他的影响力。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前任系主任白思德(Essy Baniassad)教授,是一位理论功底深厚又很率真的老建筑师。他从伊朗移民到英国又到美国,最后定居加拿大,在香港任教多年又在南非指导当地的建筑教育与实践,对各地的风土民情如数家珍。他对建筑教育很执着,对本科教育提出许多创新,把建筑教学分成城市、人居、建构、技术这几个很本质的方面,而不是按项目类型和建筑尺度大小去教。我从他身上同时看到了学者的严谨和长者的睿智。

       荷兰建筑师,德国工业大学可持续城市教授Raoul Bunschoten,是在低碳城市领域中很有创新性的人物,他认为要从动态反馈的规划层面去系统性地达到节能减排,而不是纯粹从建筑技术角度,从2005年开始我们共同合作的台湾海峡智慧城市的研究项目中,他让我更全面的看到了大城市的系统问题。

       李欧梵教授,我在1997年跟几位同学在一个纪念香港回归的概念竞赛中得了优胜奖,李教授在报纸上看到我们的竞赛方案就主动约我们见面。我跟他一见如故,他没有任何建筑背景,但对建筑抱有兴趣。他是一个文化学者,又很入世,很喜欢跟社会各阶层打交道,他的文章又能反映一些比较深刻的事。他让我觉得建筑不只是专业的事,也是社会、文化的事。建筑最终的归属在哪里?跟他的交流让我感到,应该还是在人文。

       来到上海后认识的一群建筑师同行好友,他们让我感觉到自己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在一个群体相互支持的环境下共同面对建筑的一些问题,事务所之间也会有一些项目上的合作。当然还有我执业生涯中的每一位业主及合作伙伴。

       下一阶段想要做什么

       最近我开始参与的是对上海一些老区街道的研究计划,我和几位建筑师和地产界的朋友,结合了学术、专业、和商业资源,寻求一种有别于历史保护或大拆大建的城市更新手段,形成一种更有效的平衡各方利益的城市空间策略。我们的设想是通过一种跨学科并与管理部门合作的模式,从过去的静态规划调整为新的动态规划。同时我们正在进行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公建和私人项目,相比过去几年,事务所的团队和经验更成熟了,而我本身具有城市学和建筑学的双重背景,建筑与城市的关系将会是我一直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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