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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筱:筑基者

来源:室内设计师时间:2014年1月10日
[提要]我跟各地的很多设计师交流过,他们都没有这个概念,都还觉得自己差得很远呢。只不过现在确实时机比较好,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注,有更多机会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大家都意识到最根本的还是自身的思想和阅历。建筑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它跟设计师的人生经历总是

      

       采访   李威


       ID:请谈谈您目前的工作状态,作为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教师和集筑建筑工作室的主持设计师,两者间您投入精力的比例大致怎样?

       傅筱:基本上各占一半。在南大我主要是教设计课,偏工程技术一点。本科我带建筑结构构造与施工,还有毕业设计;研究生这边是带基本设计和建构设计。构造课是南大建筑教育体系比较核心的环节。传统的建筑教育一般是先培养想像力,先画,到了高年级再学习技术层面的课程,让学生了解实际的建筑是怎样的。而南大是相反的,本科生一进来先熟悉建筑是怎么搭建的,有些同学不理解这种方式,我就常用一个比方给他们说明:就像一个诗人,你要学会写诗,总先得学会写字,一首满是错别字的诗不可能是好诗。所以南大教设计的老师都有自己的工作室,工作室的实践一方面是让我们参与实际项目,保持作为设计师的状态,另一方面也会用到教学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教学相长。

       ID:这种教职加个人工作室模式是不少青年设计师乐于采用的工作方式,可否简单介绍下您的工作室?如人员构成、工作模式等。

       傅筱:我的工作室中有固定的建筑师,另外每年也会有研究生过来参与设计实践。南大的教师工作室其实是比较特别的。有的高校教师工作室是用来解决个人的经济问题的,就有点躲躲藏藏的,而南大的教师工作室都是纳入学院的规划体系的。南大建筑学院的开创团队就是一个富于创作氛围,对建筑有追求的团队,他们的思路就是,认认真真做设计,设计达到一定水准的时候,经济自然会得到改善。所以他们对教师工作室的态度就是,与其听之任之,不如使其良性发展。院方对个人工作室非常支持,但同时对工作室也有评判考核。教师要生存,工作室要运转、发展,肯定要有生产性项目,学院也不会要求每个项目都是作品,但两三年内要有作品出来。南大所有的教师工作室都集中在科研楼的同一层,老师们彼此经常交流,学生们也会互相串门,彼此有了比照,大家都会感到蛮有压力的,但同时也是种激励。

       ID:您一直非常强调建筑的开放性和交流性,可否谈谈您的建筑理想?

       傅筱:我认为开放性问题是公共建筑的一个基本需求。以前在国内可能大家没意识到这一点,把建筑的开放性视为一种奢侈,现在这种观念也是在慢慢转变,这两年业主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了。从中国建筑的发展来看,十几年前我们要解决的是建筑品质问题,怎么把材料用好,把施工做好;而现在我们对建造的认识有了大幅度提高,建筑语言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开放性作为建筑与公众关系的一个话题,仍然属于建筑学的基本问题。所以并不是我特别注重建筑的开放性,我只是觉得这是公共建筑应该具备的一个基本品质而已。

      说到建筑理想,我觉得是分阶段性的。比如我现在的建筑理想就是希望扎扎实实盖一些好房子,这是我现阶段的想法。但还有一个终极理想,就是希望当我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可以从内化的角度表达自己是一个中国本土的设计人。前不久去淡江大学交流,吴光庭教授跟我讲,他看过我的设计,觉得挺好的,但是这些建筑怎么能看出中国的感觉?我就告诉他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中国本土性也不是能急于在建筑上表达出来的。这是一个需要几代人努力的事情,不是一个作品或一个事件能代表的,是需要内化的过程的。这个内化的过程一方面要靠设计师的努力,一方面也要看社会大环境。比如较早的杨廷宝先生、梁思成先生那一代通常本身国学素养比较高,在接受了西方建筑理念回国之后,因为战乱或封闭的社会环境,做得更多的是教育工作和史料整理工作,他们包括再晚一些的齐康先生、钟训正先生等前辈的关注点并不强烈地集中在“是中国还是西方”的问题上。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全球化浪潮似乎把我们推到这样一个必须回应如何学习西方、同时又表达中国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境地,但这不是一部分人在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把中国也比做一个建筑师,那么中国还是一个年轻建筑师,而年轻人要做的首先是学习,学习不代表要丢掉中国。但要马上在某一个作品里就体现中国,这是非常难的,毕竟我们既浸润于传统中国,也生活在当下中国。用传统材料体现的是已经定型的古代中国,而当代设计师应该追求当代的中国,我觉得很难做到。我们现在大量的建造是采用全球化技术的,比如钢筋混凝土结构。淡江大学的王俊雄教授来南大演讲时曾谈到,其实所谓东方和西方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也只是制造出来的概念,特别是在现代性问题上,当代环境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社会都存在现代性问题。他的观点让我很受启发。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能急,而是要沉下来思考。首先修为要够,潜移默化,可能就会融入作品中,有所体现,这个沉淀的过程无论是对每个建筑师还是对整个中国建筑界而言,都是绕不过去的。吴教授觉得这种内化的说法蛮有道理,因为那些外化的、从外面做中国的方法现在看起来都不太成功。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还处于一个追赶的状态,还在学习西方,我觉得那就先把西方学清楚,同时在自身的修为过程中感悟中国。

       ID:您觉得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如何评判建筑的好坏?设计师应担任何种社会角色?

       傅筱:我认为首先建筑不要承担太多文化包袱。中国要立足于世界,不是单靠建筑能解决的。当前中国建筑更应关注的是如何让建筑具备基本的品质,要让空间宜人,住宅宜居,城市有秩序且有丰富性,把这些基本问题先解决好,再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性问题。所以我觉得好的建筑不需要多么有标志性,而是要把建筑的基本问题解决好。我比较反对一到国外展示就把老祖宗的东西改造一下拿出去,这是过去的中国,可能效果不错,但没有意义,我们应该创造的是当下的中国。从这种观点出发,我觉得作为设计师要认清目前的状况,扎扎实实把基础打好,展示中国的事情就留给后几代人去做。现在国内很容易出现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就是希望推出某些设计师代表或者某些代表作,到世界上表达这就是中国,这是非常急功近利的,不但会影响年轻设计师和学生的判断,也会阻碍这些被推出来的设计师的独立思考,也就是说基于当下现实状况的客观的思考。

       ID:您如何定义设计师的“成功”?

       傅筱:成功我觉得可以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社会的层次,一个是自我的层次。社会层次的成功一般是比较市场化的,也就是所谓成功人士,有车有房,有美满的家庭等等;而对于创作者来讲,自我层次的成功应该是设计追求上的,每个阶段自己对设计的理解和操控都会有很大提高,甚至是质的飞跃,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对于设计师而言,太过关注社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为了获奖或参加展览而不是解决具体建筑问题,做设计会变得非常累。而自我的不断提升所带来的成就感,才会让人保持创作的热情。

       ID:近年来您在长兴县有不少建成作品,相对于您的设计,这些作品的实现情况如何?

       傅筱:我在长兴县的很多项目都是2007年设计的,这几年陆续实现了。实现情况有好有坏,一般来说政府项目无论概念还是建造,完成度都较高,而开发商项目则较难控制,市场确实还不够成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作为业主,长兴县政府是比较成熟的,接受度也很高,所以他们一直力图引导开发商,比如去年他们特别推行了设计大检查,将例会通过的设计跟实际建造情况一一比对,有擅自修改造型或偷面积的一律严厉查处。

       ID:长兴广播电视台项目是您开放性建筑的一个代表作,长兴广播电视局局长曾感言:“我现在明白建筑不是为政府建造,即使是政府建筑也要为老百姓建造。”能够让业主接受这样的理念可能不是一个一帆风顺或一蹴而就的过程,您是如何做到的?

       傅筱:做广播电视台项目的时候我在长兴县已经做项目好几年,我的开放性建筑的观念和设计结果也逐渐被政府和老百姓接受,所以这也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方面,我觉得设计师要让业主接受自己的理念,一定要有充分的面对面的沟通,要用真诚打动业主;另一方面,业主具有一定的素质和理解设计的能力也是很关键的。广播电视台项目做下来,他们的台长说要给我颁个奖,我以为是开玩笑,没想到开全台大会的时候他们邀请我去,真的颁了个奖给我。我当时很感动,我说这个奖比我获得的所有奖项都重要。能够得到业主这么高的认可度,多么辛苦都值得了。

       ID:绿色建筑设计越来越为国内外设计界所重视,您的南京紫东国际招商中心办公楼去年获得了法国罗阿大区-TA生态建筑入围奖,而对于绿色建筑历来有真伪之争,您认为怎样的设计才算是真正的绿色建筑?

       傅筱:真正的绿色建筑目前在国内还是蛮难实现的,绿色建筑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考量,我们做的只是节能建筑。我觉得绿色建筑本身其实没什么真伪,可能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有的设计师主张采用新技术,还有一批设计师他们不主张采用主动节能技术,而是使用被动节能技术,比如传统技术。我不太认可这种方式。人类社会在发展,回避新技术是不现实的。世界上对于绿色建筑的定义已经是很成熟的了——不在于采用了何种技术,而是看全生命周期中付出的成本跟所节约能耗的价值之间的比率,直到其失效仍未能赚回成本,则该产品或技术就不是绿色的;两者持平就是所谓零能耗;节约能源价值超出成本,那自然就是环保节能的。人类走到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我们只能在这条不归路上尽可能寻求节约能源的途径。国内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检测标准或机构对绿色建筑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追踪和监测,很多建筑徒具绿色概念,但如果实际检测就不知结果如何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绿色评价标准和体系。

    我们在做的其实一直是一种生态设计方法的推导和研究。紫东国际招商中心办公楼设计方案之所以得到法国罗阿大区-TA生态建筑奖评委的认可,主要是我们推导了一种设计方法,不是方案做完了再做节能措施,做出一个节能指标算得过去的房子,而是把形态和节能措施结合起来,通过计算机分析,从节能角度出发推导何处起翘、何处挖院子、如何架空、门窗怎么开,再加上通常的节能技术,其节能效果更强。这也不是新的概念,只是很少有设计师去尝试。

       ID:您一直致力于BIM的推广,现在大致的进展如何?

       傅筱:进展甚微。BIM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不是只限于建筑专业。前几年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将BIM软件本地化,大家可以用它从方案做到施工图,但是真正的BIM是一个信息模型的概念,首先在设计部门内部建立多工种合作,然后业主、施工方、政府都要用,于是这又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仅仅是内部多工种合作已经非常难解决,国内只有少数大院在尝试,大部分还是只用它做施工图。美国前几年就已经把BIM作为一种国家战略要求,国内也是很重视本土BIM软件的研发,但BIM在国内推广得确实不太好。我估计一方面是因为知识更新难度太大,另外,很多人不太能够接受BIM,因为这个软件毕竟源自西方的社会环境,它的习惯就是设计非常忠实于建筑本身的状态,而中国的设计有时候是要“糊弄”的,只是做个样子给业主看看,这时BIM就显得不太实用了。再有,国内有的设计师过于关注造型本身,而不去关注建筑内部与外部空间的关系,对他们来说设计软件只需要做一层“皮”就好,BIM如果只用来做“皮”太大材小用了。

       ID:设计师一般被认为是大器晚成的职业,但是国内高速的建设进程使得不少青年设计师可以以相对较为年轻的年龄挑大梁或成名。作为这些“年少成名”的设计师中的一员,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傅筱:其实这里我想用三个词表达我的观点:成名,成功和成熟。成名是一个社会认可度的问题,这不是一个设计师能左右的;成功我们前面也讲过,我认为是自我提升的问题;成熟在我看来才是更重要的,这是一个职业价值实现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建筑师的成熟应该在50岁左右。虽然这些年像我这样35到40岁的青年设计师崭露头角,但我觉得这只是青年设计师的追求开始为业界所认可,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所谓成名和成功。大规模的建造让我们这一代设计师在技术上快速成功,但并不代表这些设计师已经成熟了。设计师成熟与否并不是以工程经验为评价标准的,更重要还是思想和阅历,这就必须依靠时间和积累,所以50岁仍然是一个界线。社会上可能认为我们这一批“70后”乃至“80后”的设计师“年少成名”,但我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我跟各地的很多设计师交流过,他们都没有这个概念,都还觉得自己差得很远呢。只不过现在确实时机比较好,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注,有更多机会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大家都意识到最根本的还是自身的思想和阅历。建筑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它跟设计师的人生经历总是相关的。到50岁时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不会和30岁一样,作品也会不一样。至于年少成名的利弊,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心态。如果沉迷于成名,那肯定是不利的,创作的急功近利会限制思维的自由度;但如果把所谓的成名作为一种压力并转化为动力,对于有追求有理想的设计师来说反倒是种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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